唐玄宗天宝九年(公元750年)，南记与唐王朝之间爆发了“天宝战争”，南诏君主阁逻风在数度受辱的情况下，拍案而起，兴兵反唐，连挫唐王三大将，击败唐军20万，南诏绝交唐室，受吐蕃之封，为“赞普钟南国大记”。此后阁逻凤孙异牟寻继位南记，与吐蕃举联军20万犯四川，唐德宗派大将李昆大破联军，南沼元气大伤。吐蕃迁怒于南诏，降其王位，列为蕃臣。异牟寻深受吐蕃之苦，决心弃吐善而归唐室。在西川节度使韦皋和南话清平官郑回的多方斡旋下，贞元十年正月五日，西川节度属下节度巡官崔佐时与南诏王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神祠，南诏王发誓“归附汉朝”，“永无离二”，其誓文“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，一本藏于神室，一本投西洱河，一本牟寻留诏城地库，贻诫子孙”(《云南诏蒙异牟寻与中国誓文》)。盟毕，南沼与唐联合进击吐善，取铁桥(今丽江地区塔城)等十六城，虏其五王，降众十万。异牟寻归唐出有言，行有果，诚信昭著，于是唐皇派袁滋为持节使专赴云南册封其为南诏王，并赐册封金印一枚。
袁滋一行于贞元十年元月由长安出发，九月由川入滇，于豆沙关摩崖刻石留念。摩崖石刻行文8行，每行3—21字不等，全文120余字，除“袁滋题”三个篆字外，余均楷书，从左到右，至今字迹完好。册封南诏，是云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，袁滋摩崖记录了这一事件，也记录了云南与中原，兄弟民族与内地汉族亲睦友好、团结统一的盛况。异牟寻派清平官尹辅酋、亲臣李扎罗等lo人，带大马20匹出滇东相迎。十月十 五日，使团到安宁，城使带步骑千人迎于50里之外。二十一日过欠舍川(今南华县)，各族人民数千人“路旁罗列而拜，马上送酒”。二十三日到云南城(今云南驿)，节度蒙酋物带军卒千人出城迎候。二十四日到白崖城(今弥渡县红岩)，南诏派大军将李凤岚与城守尹嵯，带细马千匹迎于城外，馆舍有军民人等五六百人恭迎。二十五日入龙尾关(今下关市)，南诏王叔阿思率众迎候。二十六日过太和城(今大理太和村)，南记王从父兄蒙细罗勿、清平官李异傍、大军将李千傍带彩马60匹迎接，欢迎军民迤逦20余里。南沼王异牟寻亲出都城5里相迎，先以披红挂彩大象12头前导，其次仪仗、乐鼓笙箫随后，异牟寻着金甲、披虎皮、执双铎鞘，其子寻阁劝随待于侧，护卫亲兵千人，马上深揖而退。场面之壮观，礼仪之隆重，气氛之热烈，为南诏史上空前。第二天在大理城举行盛大的册封仪式和国宴，异牟寻率百官“稽颓下拜”。席间，异 牟寻特别出示天宝间唐王所赐宝物，并令当年唐王所赐龟兹乐队演奏，以示不忘大唐恩典。唐使袁滋举酒祝道：“南诏当深思祖宗绪业，坚守诚信，为西南藩屏，使后嗣有以传继也。”异牟寻烯嘘曰：“敢不承命厂其年十一月七日，册封事毕，袁滋返唐，异牟寻派清平官尹辅酋等17人奉表谢恩，进献吐蕃给南诏的金印及铎鞘、浪剑、生金、牛黄、琥珀、象牙、犀角、越赕马诸种贵重之物，并派大军将王各直统兵300，“提荷食物”，于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豆沙关，袁滋又经四川返长安。
自此，南诏与唐廷对抗40年之久的局面宣告结束，云南又统一在祖国大家庭中，云南各族人民又回到祖国的怀抱。袁滋摩崖石刻也成为这一事件的历史见证。
南诏与唐室的友好使者袁滋完成了这件统一祖国、安定边疆的大事，名垂青史，遗泽百代，可见，他是何等人物。
此外，袁滋还是一位名重当时的书法家，史传其“工篆籀字，雅有古法”。金石理论家叶昌炽在其《语石》一书中评道：“唐代篆书，世推李阳冰……同时有袁滋、瞿令问，鼎足而三，但其碑不常见，世罕有知者耳。”袁滋手迹世传稀少，豆沙关摩崖石刻存之边睡，弥足珍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