梵 文 碑
云南梵文碑，较早的是南沼汉文碑中所杂梵文石刻。嗣后是大理国时建造的昆明古幢公园地藏寺古经幢石刻，有梵文经《陀罗尼经》。其次是1977年在大理五华楼发现的大理国碑刻《杨俊升碑》，其阴刻有大型梵文5个，横列刻有梵文明行。其余还有：丽江九河发现的白王碑，有梵文；牟定《双塔寺塔碑》是梵文；洱源《红山塔碑》是梵文；楚雄龙川江畔发现明代宣德三年梵文碑及大姚碧锤塔，也刻有梵汉之文；大理地区梵文碑刻特多，靠近宾川的南村一带遍山皆是。
梵文远在汉代明帝时就传入中国，唐代则广为流传，唐王朝与南诏关系密切，可能彼时由中原传入南沼。另西藏与印度毗邻，两地文化交流甚早，或梵文随佛教传人西藏，复由西藏传人云南(自古滇藏地理、人文相连，经济、交通互惠，南诏大理时代尤盛)。这一点可从南记、大理之世梵文碑甚多，以及与西藏较近的丽江、大理地区梵文碑刻遗存较多见出。除佛教经典用梵文刻出外，民间墓碑也大量使用梵文，有些汉字墓碑中也夹有梵咒符号，如大理《大阿涉哩杨篙碑》碑题是梵文，墓志为汉字。又如安宁县虎丘山也有不少梵文碑。梵文入碑，似乎朝野之间曾成为时尚。
民 族 文 碑
前巴介绍过禄劝彝汉摩崖石刻，除类似的民族文、汉文相杂并刻碑不少外，更多的是广布各地的民族文字碑刻。
云南有些民族自古就有本民族的文字，纳西族有东巴文，彝族有老彝文，又称毕摩文、贝玛文，傣族有名傣文，藏、回、满亦有文字，这些民族文字均有碑刻。
较早的东巴文碑以大理国时代丽江的《麦宗摩崖》为代表。东巴文是当今世界上“惟一活着的象形图画文字”，亦即它至今还在纳西族的宗教活动中使用，且为祭司东巴掌握。碑文所记麦宗，又名阿琼，其子麦良为么些(纳西族)大土司，元时归降忽必烈，摩崖石刻即记其事。在剑川石宝山石窟中，有藏文刻写的题记(第五、七窟)，此系佛教圣地，西藏喇嘛每年到此祭拜，题记据考是元代以前吐蕃(西藏)人到此刻下的。丽江地区金沙江北岸的古调桥岸壁上，有《古调桥摩崖》，是藏、汉、东巴三种文字的刻石，以藏文为多，是明万历四卜七年(公元1619年)的刻作。昆明筑竹寺有元代蒙文碑，前已有述。昆明五里多有元朝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·赡思丁衣冠冢，其后刻有回文碑，叙述这位“云南省第一任省长”忠君爱民的惠政功绩。鹤庆牛街有至治三年(公元1323年)藏文碑。昆明太华寺石塔上有藏文神咒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》，与鹤庆藏文碑同立于元代。藏文碑较著名者还有昆明妙湛寺的金刚塔刻石。彝文碑有嘉庆年间的昭通《陆米勒碑》。马龙有彝、梵文共刻的《火星碑》。另尚不能判断年代的弥勒县独家村崖壁上，有造型原始的崖画，其旁有老彝文、菱形符号相间的崖画文字。傣文碑广布傣族聚居的西双版纳、德宏、景谷、景东、临沧等地，如临沧的《大慈寺碑》、芒市土司《放氏碑》等。
这些碑刻的书法艺术现在尚难作出评估，但其无疑为中国的碑刻艺苑增添了新内容，且具有一定的文史价值。
